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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中国引领下一步在非抗疟行动

《大西洋月刊》7月4日刊登文章 题:中国正在非洲引领下一步抗击疟疾的斗争(作者 雅各布·库什纳)

 

中国在非洲抗击疟疾不仅可以减轻疟疾给肯尼亚卫生系统带来的沉重负担,而且有助于改变非洲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药品质量低劣的看法。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并成功从亚洲青蒿植物中提取出抗疟化合物青蒿素,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奖。这对中国在肯尼亚开展抗疟项目至关重要。

 

肯尼亚蒙巴萨——2007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表示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疟疾。但在那时,它已经落后了。

 

同年,中国科学家与一位中国慈善家及其名下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已从非洲小国科摩罗开始着手消灭疟疾。如今,他们更加雄心勃勃,将目光投向了拥有近5000万人口的东非国家——肯尼亚。

 

西方捐赠者们因资助昂贵的实验性疟疾干预措施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中国研究人员正采取一种经过更充分验证的方法——群体治疗(MDA),即同时向在指定区域内的所有男女老少提供抗疟药物。该疗法认为,既然消灭遍布世界、通过血液传播疾病的蚊子并非易事,何不干脆在人类群体中消灭疟疾呢?

 

如果获得成功,疟疾给肯尼亚卫生系统和经济带来的负担将大大减轻,中国在非洲的慈善事业也能得到凸显,甚至能帮助改变当地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药品质量低劣的看法。近期,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非投资在过去15年间从5亿美元跃升至320亿美元,增长了60倍。与此同时,中非在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表明,中国能为非洲提供的帮助远远不止公路、铁路和物资。

 

 

至少从1981年开始,中国就在国内采用了MDA等方法抗击疟疾,去年全年中国没有出现该疾病的新病例——这是千年以来首次取得如此成果。但MDA在科学和伦理层面上存在争议。有人担心MDA会引发更强的耐药性,使疟疾的严重程度升高至几十年之最。也有人认为,对未患病或不想服用抗疟药物的人群进行群体治疗不合伦理——虽然这种疑虑在肯尼亚等地已经消除。同样的困境也摆在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前,他们需要面对愈演愈烈的反疫苗运动。

 

但是,中国官员、研究人员和慈善家却似乎没有上述担忧,肯尼亚一些官员也是如此。

 

肯尼亚国家医药研究所伯恩哈茨·奥古图(Bernhards Ogutu)博士在疟疾研究领域钻研数十年,他对中国治疗方案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人们治病基本上是“救火式治疗”,即等到患病之后再治疗。他预测,肯尼亚部分地区将通过MDA等疗法,“在未来五年彻底消灭疟疾。”

 

疟疾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儿童死亡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它使人衰弱,即使是强壮健康的成年人,患病后也会数周卧床不起,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发冷,颤抖,肌肉酸痛和严重疲劳。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几乎有一半人口面临疟疾风险。每年2.12亿人感染疟疾,43万人因此死亡,也就是说,每天有近1200人因身患疟疾死亡,而90%的疟疾病例和92%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非洲。

 

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已获得中国政府MDA研究资助,其副所长宋健平表示,上述数据或可大幅降低,“我们不是没有药,也不是没有方法,问题在于错误的认知”。仅通过预防来抗击疟疾是不够的,他补充道,“如果整个非洲都实行MDA,10年之内疟疾就会消失。”

 

 

清除疟疾绝非易事,人类迄今为止只成功消灭过两种疾病:天花和牛瘟。德斯蒙德·查韦斯(Desmond Chavasse)二十年来致力于非政府组织国际人口服务(PSI)的疟疾倡议,他说,“MDA是一项饱受争议的干预措施,”但我们呼吁的是“让抗疟成果造福子孙后代。”

 

在全球抗疟斗争中,中国并非新来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并成功从亚洲青蒿植物中提取出抗疟化合物青蒿素,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奖。该植物用于治疗发烧等症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而这些症状与我们现在所知的疟疾症状一致。

 

 

如今,青蒿素是世界上最有效且使用最广泛的抗疟化合物,大约每年都会有数百万剂青蒿素联合疗法药物(ACTs)得到应用。一些协助开发ACTs的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在非洲实行MDA。广东新南方集团是一家中国公司,其首席执行官朱拉伊表示,他已自费3亿美元在非洲进行MDA研究和实验,新南方也正与肯尼亚卫生官员进行交流,商讨在毗邻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印度洋沿岸疟疾流行区进行MDA测试,覆盖人口数量约为10,000人。

 

 

不同于科摩罗,肯尼亚地区的人员流动和旅行比较频繁,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未服药人群可能会将血液中的疟原虫带回肯尼亚,重新引发疟疾。还有人担心MDA可能导致疟原虫产生抗药性。但是,宋健平表示:“如果我们能施以正确剂量加上快速行动,就可以在疟原虫产生抗药性之前将其消灭。”

 

蚊帐是上一代抗疟技术结晶,但是抗药性可能会破坏它所取得的成果。在90年代,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一度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稳步消除疟疾的重大突破。Chavasse认为,如今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从蚊帐中“获得了所有预期效果”。科学家们说,如果没有新的杀虫剂、药物和治疗方法出现,那么疟疾将在世界范围内卷土重来。考虑到过去的抗疟方法仍然有效,许多捐助者和投资者对投资MDA等新方法犹豫不决。“但目前的做法仍然会使我们染病。”奥古图说。

 

 

政府数据显示,在肯尼亚超过70%人口面临感染疟疾的风险,疟疾带来的破坏已经超过了疟疾本身。“患者无法工作,生产力下降,儿童患者也不能上学,”肯尼亚国家疟疾控制中心的丽贝卡·基普图伊(Rebecca Kiptui)说道,“如果所有人都病了,肯尼亚国家经济就会遭到打击。”五年前,肯尼亚37%门诊治疗都在治疗疟疾。研究该地区疾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人员表示,工时损失和治疗疟疾成本合计每年高达1.09亿美元。

 

 

有人担心新南方这家中国公司试图从中分一杯羹,觉得他们的群体治疗计划实际上是提高药物销售量的策略。新南方众多控股公司中有一家制药公司,其中国科学家在2006年研制出Artequick。这种青蒿素联合治疗药物于2009年获得中国卫生部批准成为该国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次年被中国政府列为出口到非洲的首选抗疟药物。但查韦斯说:“一家中国ACT制造商开展MDA研究项目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件事需要由研究疟疾的学者推动,而非一家制药公司。”

 

然而奥古图驳斥了有关中国的努力肯定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的说法。他说“我们生活在阴谋之中,总认为任何事物背后都有些不为人知的动机”。[1]就新南方的情况而言,这些担忧似乎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与抗生素和其他专门药物不同,疟疾治疗几乎没钱可赚,以青蒿素为基础的抗疟药售价非常便宜。

 

另外,该公司的清除疟疾项目让我们思考:像朱拉伊这样的中国巨富可能是受利他主义所驱动,正如他们同样受利他主义驱动的西方同行——花费20亿美元抗击疟疾的慈善家盖茨夫妇。对于新南方来说,假使有其他次级动机,那也不仅仅是逐利,更多的是自豪感。上月,新南方公司曾参与尼日利亚青蒿素团队工作的成员彭喜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办公室对我说,“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医药。”

 

 

西方和非洲的许多人对此并不关心。对于中国在非事务,主流看法之一是中国制造都是假冒伪劣而且廉价的产品。新南方的疟疾清除项目也遭到了类似指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CBS)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质疑了新南研发的Artequick,但这种新药是由两种经过充分研究且广泛用于抗疟的药物所合成的,研究人员也认为它能够有效治疟。

 

争论实质上更多围绕着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性:疟疾清除项目,或一般的医疗保健,到底是社会事务还是个人事务?

 

一些美国夫妇拒绝给小孩接种麻疹疫苗,仅仅因为害怕孩子因此得自闭症,但这种担忧未经证实。我有一些中国和肯尼亚朋友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质疑为什么人们在这件事上有选择权。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违背科学,哪怕会引发公共卫生的紧急情况,个人自由也应该得到尊重。但在健康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共同利益的社会中,这种观点似乎是荒谬的。

 

另外,这种批评没有考虑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通过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一项集体事务。十一月,中国科学院在内罗毕附近设立了首个位于非洲的研究中心。中肯双方科学家共同协作,研发抗旱作物,提高水稻产量,并研究如何利用地下水改善玉米种植。

 

中国药品为肯尼亚带来了福音:当地药店出售中国制造的青蒿素药物,也出售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国际知名药品。自2003年起,中国就向肯尼亚政府捐献抗疟、抗艾药物。基普图伊说,她欢迎“任何人在抗疟疾问题上与我们合作,无论他们来自美国、中国、泰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

 

“在公共卫生领域,你们为最多的人带来了最大的益处。”基普图伊说。

 

彭喜亮告诉我,“人们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但非洲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药的好处。”

 

本文是在Journalismfund.eu的Money Trail项目的支持下撰写的。Qian Sun,Anthony Langat和Felix Franz分别在中国,肯尼亚和德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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